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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適用標準及五類重點案件的死刑適用原則淺探
發布時間:2018-05-10 15:45:53作者:岳宗毅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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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對所有死刑第二審案件實行開庭審理、對所有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核準權以來,在“保留死刑,嚴格控制死刑”政策的指引下,判決死刑的案件呈現出數量明顯下降、質量明顯提高的趨勢,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但是,由于對刑法規定的死刑適用條件理解不一,對何為“罪行極其嚴重”現階段沒有相關法律、司法解釋予以明確,死刑立即執行與死緩之間的界限也不明晰,死刑適用標準仍有待統一,不僅不利于罪刑均衡原則的實現,而且不利于限制、減少死刑的適用。因此,在正確把握死刑政策的基礎上,總結司法實踐經驗,準確理解“罪行極其嚴重”的內涵,明晰死刑立即執行與死緩之間的界限,統一死刑適用標準,不僅有利于從制度上保證死刑判決的公正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而且對保持社會治安的長期穩定,構建和諧社會,維護我國充分保護人權的良好法治形象具有重要意義。

一、死刑案件刑罰適用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影響

由于刑法對死刑適用條件“罪行極其嚴重”的規定過于概括,司法實踐中難以把握,加之司法人員的刑罰理念、經驗、自身素質等因素的不同,最終確定刑罰因人而異,由此導致了同案不同罰的情況,帶來了諸多問題。

首先,不利于罪刑均衡原則的實現。同樣的犯罪,事實和情節也相當,在這個法官手里或者在這個地方的法院,就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在另一個法官手里或者在另一個地方的法院,可能就判處死緩、無期徒刑。面對同樣的犯罪,依據同一部刑法,卻出現不同的判決結果,從法律的角度看,都在法定刑罰幅度之內,對于法官來說,兩個判決都不屬于錯誤,但對被告人來說,很難說兩個判決都是公正的。

其次,一旦量刑失當,對不該殺的被告人錯誤地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由于人死不能復生,勢必造成無法彌補的嚴重后果。

二、死刑政策對死刑適用標準的影響

刑事政策作為刑事法律的“靈魂”,對正確理解和掌握刑事立法精神,正確適用刑事法律,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在死刑案件辦理工作中,刑事政策的準確把握和運用對完善死刑適用標準顯得尤為重要。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從我國國情出發,一直實行“保留死刑,嚴格控制死刑”的政策。實踐證明,這一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必須繼續貫徹執行。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期階段,現在正值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過渡時期,各種犯罪高發易發。這一具體國情決定了我國還不具備廢除死刑的社會基礎。在目前的治安狀況下,死刑對于遏制嚴重犯罪、穩定社會民心、促進社會和諧起著重要作用。對于那些罪行極其嚴重,罪證確實充分,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嚴重影響群眾安全感的犯罪分子,依法必須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應依法判處。但死刑畢竟是剝奪犯罪分子生命的最嚴厲的刑罰,因此,在保留死刑的前提下,必須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嚴格控制死刑的關鍵,是堅持從嚴掌握死刑適用標準,“少殺慎殺,防止錯殺”,凡是可殺可不殺的,一律不殺,以突出打擊重點,最大限度地減少對立面,有效預防和減少犯罪,保持社會治安的長期穩定,逐步把死刑案件的數量降下來。

三、“罪行極其嚴重”的內涵

我國刑法規定的死刑適用條件是“罪行極其嚴重”,但何為“罪行極其嚴重”,現階段沒有相關法律、司法解釋予以明確。《關于保護死刑犯權利的保障措施》(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19845251984/50號決議)第1條規定:“在沒有廢除死刑的國家,只有最嚴重的罪行可判處死刑,應理解為死刑的范圍只限于對蓄意而結果為害命或其他極端嚴重后果的罪行。”我國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普遍認為“罪行極其嚴重”的內涵與前述公約在精神上是基本一致的,對死刑適用標準亦即“罪行極其嚴重”的界定,可從以下兩個方面來把握:一是被告人故意犯罪,二是故意犯罪造成了被害人死亡或者與此相當或者相近的其他極端嚴重的后果。該觀點很有見地,而且與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的決議基本吻合,但是重點強調了故意犯罪和客觀危害性,對被告人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在死刑適用中的影響重視不夠。筆者認為,判斷被告人的罪行是否極其嚴重,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不僅要考慮犯罪行為的客觀危害后果,還要考慮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所謂“罪行極其嚴重”是指犯罪行為的客觀危害后果極其嚴重(包括犯罪的性質、情節、后果等),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即再犯可能性)極大。被告人的主觀惡性極大主要表現為被告人對刑法所保護的最重要的利益持最嚴重的對立態度,一般表現為極端惡劣的手段或者極端卑劣的動機。人身危險性是指被告人再度實施犯罪行為的現實可能性。犯罪行為的客觀危害后果極其嚴重和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極大是判斷罪行是否極其嚴重的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是一個有機整體、不可或缺。即使犯罪行為的客觀危害后果極其嚴重,但只要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不是極大的,或者即使被告人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極大,但只要犯罪行為的客觀危害后果不算極其嚴重的,就不應適用死刑,尤其是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只有犯罪行為的客觀危害后果極其嚴重并且被告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極大的,對被告人判處死刑才具有當然性和必然性。

四、死刑立即執行與死緩的界限

我國的死刑包括死刑立即執行和死緩兩種情形,死緩是我國獨具特色的刑罰制度,是死刑的一個緩沖地帶。《刑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對于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可見,適用死緩須同時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罪該處死,二是不是必須立即執行。但是,哪些情節屬于“不是必須立即執行”,卻沒有相關立法和司法解釋。如何在司法實踐中正確、恰當地確定適用死刑立即執行與適用死緩的界限,是個難以把握的問題。死緩和死刑立即執行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和唯一的標準,司法人員應樹立正確的刑罰理念和死刑觀,加強對法、理、情的研究和全部量刑情節的綜合判斷,依法慎重決定只要確實存在情有可原的因素,就可不必立即執行死刑。只有對那些罪行極其嚴重,沒有任何情有可原的因素,非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不可的,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五、五類重點案件的死刑適用原則

我國刑法共規定了46種犯罪可以判處死刑,目前對所有可以判處死刑的犯罪制定死刑適用原則,相當困難,仍需不斷總結司法實踐經驗。但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搶劫、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毒品犯罪等五類重點案件在死刑案件中占有很高的比例,約占90% 以上,而且司法機關已經積累了豐富的量刑經驗,因此,從司法層面研究這五類重點案件的死刑適用原則,不僅已經具備條件,而且對貫徹“少殺慎殺”的政策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具體而言,要堅持區別對待,寬嚴相濟,慎重決定是否適用死刑。

(一)故意殺人案件。1、以殺人起因為標準可分為四類:(1)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殺人案件。應當與發生在社會上的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其他殺人案件有區別。有法定或酌定從輕處罰情節的,一般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2)因被害人的過錯行為引發的殺人案件。應當分析過錯程度,對于被害人有明顯過錯的,一般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3)事先無預謀、臨時起意的激情殺人。被告人與被害人素無積怨,往往因為話不投機或者因為瑣事爭斗,一時沖動而殺人。相對于預謀殺人,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小,有法定或酌定從輕處罰情節的,一般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4)因實施強奸、綁架、騙取保險金等其他犯罪,為排除障礙而殺人或者殺人滅口。被告人不惜以殺害他人生命來達到犯罪目的或掩蓋犯罪,不僅嚴重破壞社會治安秩序,而且嚴重影響群眾安全感,動機卑劣,應當從嚴懲處,該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依法判處。2、以主觀故意為標準可分為兩類:直接故意、間接故意。雖然均造成他人死亡的結果,但與直接故意相比,持間接故意的被告人放任而不追求被害人死亡,并非蓄意害命,其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相對較小,在沒有特殊從嚴情節的情況下,一般可以排除死刑立即執行的適用。

(二)故意傷害案件。可分為兩類:1故意傷害致人死亡。被告人主觀上僅具有傷害的故意,對被害人死亡則出于過失心態,相對于故意殺人而言,其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相對較小,在沒有特殊從嚴情節的情況下,一般可以排除死刑立即執行的適用。但是,對出于卑劣動機,手段特別殘忍,或致二人以上死亡的,可以考慮適用死刑立即執行。2、以特別殘忍的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這種情形適用死刑必須同時具備兩個條件:一是傷害的手段特別殘忍;二是必須致人重傷并造成嚴重殘疾。對出于卑劣動機、手段特別殘忍、后果特別嚴重的,足以反映被告人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極大,應當從嚴,該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依法判處

(三)搶劫案件。從危害后果分析,被告人為排除障礙而殺人或者殺人滅口的,應當從嚴,該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依法判處。盡管多次搶劫、數額巨大,但對他人生命和健康的侵害有所克制,未致人傷亡的,一般不適用死刑立即執行。與搶劫案件相比,對貪污、受賄等犯罪,原則上應當慎重適用死刑,因為此類犯罪對他人生命和健康沒有威脅,而且生命價值與財產價值不能在報應意義上形成等價。盡管數額特別巨大,但有法定從輕處罰情節或者有認罪悔罪、退贓賠償等酌定從輕處罰情節的,一般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四)危害公共安全案件。可分為兩類:1、蓄意報復社會,使用爆炸、放火、投放危險物質等特別危險的方法,不顧人員傷亡的破壞、恐怖犯罪。此類犯罪社會危害性往往大于侵犯特定被害人的犯罪,該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依法判處。2、對出于圖財目的,手段危害公共安全的案件,如盜竊電力、煤氣、天然氣等引發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盡管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危害后果,但被告人出于圖財目的,對危害公共安全持放任而非追求的態度,與前罪相比,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較小,必須慎重適用死刑立即執行。

(五)毒品案件。可分為兩類:1、走私、販賣、制造毒品。因其是毒品的源頭,應當嚴懲。當毒品數量達到死刑標準,并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走私、販賣、制造毒品集團的首要分子;參與有組織國際販毒活動的主犯;武裝掩護走私、販賣、制造毒品或者暴力抗拒檢查、拘留、逮捕,罪行極其嚴重的被告人。但對于初犯、偶犯,或者毒品未流入社會,一般應留有余地。對大量摻假或存在犯意引誘、數量引誘的毒品案件可以不必判處死刑立即執行。2、運輸毒品。運輸毒品與前罪不同,不能單純以數量作為判處死刑的標準。幫助毒品所有人運輸毒品的馬仔往往是受走私、販賣、制造毒品的主犯的指使、雇傭,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對較小,如果沒有武裝掩護運輸毒品或者暴力抗拒檢查、拘留、逮捕的情節,原則上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綜上,在分析“罪行極其嚴重”內涵的基礎上,重點探討了五類重點案件的死刑適用原則,但相對于復雜多變的案件事實而言,只是進行了初步的、相對的分析。而且,隨著社會公眾刑罰理念的逐漸進步,刑事立法、死刑政策的不斷調整,死刑適用原則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因此,不斷深化死刑適用原則的研究,統一死刑適用標準,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作者單位:山東省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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