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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的辨析與實踐
發布時間:2018-05-10 15:45:57作者:陳 曦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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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準確區分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歷來是司法實踐頗為棘手的問題。這主要是二者的外在表面特征十分相似。

通常意義上的民事欺詐,是指一方當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故意隱瞞真實情況,誘使對方當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進而使對方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為。所謂刑事詐騙,是指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故意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騙取對方數額較大財物的行為。二者在主客觀方面都有相似之處:主觀方面,詐騙罪是以獲取財產性利益為目的,民事欺詐大部分情況下也是以經濟利益為目的;客觀方面,都是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欺騙他人,使他人形成錯誤認識,后果也都是給對方當事人造成或可能造成財產損失。

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畢竟屬于兩個不同的法律范疇,對同一行為的不同認定,直接關系到是適用民事法律規范還是刑事法律規范調整,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因而正確區分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筆者結合自身司法實踐經驗及對該問題的思考,從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的法理區別入手,提出實務中區分兩者的方法,運用有關理念和方法解決常見的疑難問題。

一、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在法理意義上的區別

(一)二者的行為動機不同

如前所述,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雖然在主觀目的方面存在相同之處,但二者的主觀動機卻完全不同。民事欺詐是行為人用夸大事實或虛構部分事實的方法,誘使對方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行為,以此謀取一定利益,通俗點講是“賺便宜”,其行為不必然體現出主動性;而刑事詐騙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詐騙手段騙取他人財物,換句話說是“騙錢”,行為人不打算付出任何對價或付出極少的對價而獲取對方財物,其行為表現具有主動性、積極性,主觀方面一般是直接故意。行為動機的不同是二者的最主要最本質的區別。

(二)二者的外延范圍不同

民事欺詐是通過欺詐誘使對方與自己進行民事行為,如簽訂合同、進行交易等,并通過雙方履行民事行為間接獲取非法利益(或建立特定民事法律關系);而刑事詐騙是通過欺騙直接獲得他人的財物。民事欺詐的外延要大得多,具有民事權利義務關系中的所有不誠信行為,皆可歸于民事欺詐之范疇。從語義上講,前者強調的是行為的性質和方式,后者側重的是行為的動機和結果。

 (三)二者在雙方權利義務的對稱性上不同

民事行為發生于平等的民事主體之間,雙方因循公序良俗及法律規范,盡量恪守公平公正、誠實信用原則,雙方在權利義務上具有對稱性。在民事欺詐中,即使一方當事人存在夸大或隱瞞事實的情節,但其主體行為依然是履行民事約定,雙方在權利義務上仍具有一定的對稱性。而刑事詐騙中,行為人旨在直接取得對方的財物,不付出任何代價或僅支付極少的對價,故雙方在權利義務上不具有對稱性。

(四)二者侵害的客體、對象不盡相同

  民事欺詐侵害的客體涵蓋一切民事秩序,侵害的對象可以是物權、債權,也可能是人身權;刑事詐騙侵害的客體只能是財產所有權秩序,犯罪對象只能是物權,且僅限于可量化的一般物權,而不包括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前者屬于私法的調整范疇,后者屬于公法的調整范疇。

(五)二者在“非法占有”的理解上不同

所有權有四項權能,即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民事欺詐也能達成非法占有狀態,這種占有是所有權權能意義上的“占有”;而刑事詐騙在于取得或控制財物本身,而非僅僅形成權能意義上的“占有”,故詐騙犯罪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表述,應理解為“取得”或“據為己有”之意,不可以簡單地理解為所有權中的某項或幾項權能。刑法意義上的“占有”與民事意義上的“占有”有著完全不同的內涵。正因為如此,筆者認為《刑法》第266條對詐騙罪、第192條對集資詐騙罪、第193條對貸款詐騙罪、第224條對合同詐騙罪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之表述,在文字上是欠精到的,不足以表達立法本意。

以上幾點分析是概念性的,對于區分典型的民事欺詐和刑事詐騙似乎意義不大,但對厘清非典型刑事詐騙與民事欺詐的界限,卻是必要的法理辨析。

二、司法實務中區分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的理念和方法

基于前述對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區別的法理分析,筆者嘗試提出了在司法實務中區分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的執法理念和方法。

(一)刑事詐騙的一般推定

如前所述,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的最大區別在于行為人的主觀動機不同,因而如何判斷行為人的主觀動機是認定刑事詐騙的關鍵所在。非典型詐騙幾乎沒有一個行為人會主動承認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這就要靠辦案人用充分的客觀證據來推定行為人的主觀。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釋》[]以及2001年《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為我們提供了判斷行為人主觀動機的基本方法。

一是考察行為人有沒有履約能力。行為人是否有可供履約的現金、固定資產、債權,及預期收益(如股權、繼承權等),亦即行為人有無履約的現實可能性或期待可能性,是判斷行為人是否具有詐騙動機的重要方面。若行為人無履約的現實可能性及期待可能性,仍然與對方約定和發生權利義務關系,則一般認定其具有詐騙故意。

二是考察行為人有沒有積極而有效的履約行為。要結合案發前后,查看行為人有沒有主動履約和積極挽回損失的行為,若行為人事前沒有為履約創造必要條件,事中沒有主動有效的履約行為,事后沒有盡到告知義務并采取措施防止損失擴大、挽回損失,則傾向于認定其具有詐騙故意。現實中行為人可能會以某種程度的履約假象來掩蓋詐騙事實,因此特別注意犯罪嫌疑人為逃避打擊,實施虛假“積極”行為,以掩蓋其犯罪行為的情況。  

三是考察標的物之流向。在刑事詐騙中,標的物是行為人的犯罪對象之所在,標的物流向能夠客觀反映出行為人的主觀動機。標的物是隱匿、轉移還是正常存放,是用于個人揮霍還是用于正當的生產經營,是判斷行為人主觀動機的重要方面。

四是考察行為人未履約的原因及事后的態度。現實生活中,行為人未履約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要注意分析是主觀原因還是客觀原因,以及這些原因對阻礙履約的作用大小,以及行為人在違約之后是掩蓋、隱瞞、放任,還是積極挽回損失、防止損失擴大,均關系到對其主觀動機的認定。要注意行為人不正常行使“不安抗辯權”的情況。不安抗辯權是在當事人雙方中為保護先履行義務方的權益而設立的制度。但現實中,有的行為人抓住對方較小的瑕疵而惡意抗辯,以此為由不履行義務,則不認為是行使不安抗辯權。

上述推定規則需綜合整個案情,由表及里,去偽存真,作出準確判斷,不可簡單地以一個或幾個因素來推定行為人的主觀動機。

(二)刑事詐騙的特別推定

在司法實踐中,有的行為人在民事經濟活動中順手牽羊、借機搭便車,獲得額外利益。對此種行為是否構成刑事詐騙,認識上往往存在較大分歧。基于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在雙方權利義務上的對稱性不同,筆者提出以原點為參照,結合行為人的行為擴張,評價其社會危害性。

在正常民事活動中,雙方權利義務具有對稱性,雙方基于平等原則達成一致,由此形成的基本事實我們將其稱為“原點”;一方當事人為獲取交換利益,付出大體相當的對價,這個對價稱為當事人的“原點利益”。民事欺詐往往有一個真實合理的原點,只不過行為人對這個原點的要素或原點利益進行了不適當的擴張。對民事經濟生活中發生的欺騙行為如何定性,需要以原點為基礎,對其行為做出全面分析評價。如果原點是真實合法的,行為人僅僅對原點要素或原點利益做了一般性擴張,則應認定為一般民事欺詐。這種一般性擴張可分為兩類,一是原點利益擴張,如某甲虛報工程量,虛高造價,獲得更多的工程款。現實經濟生活中,這種情況比較普遍。二是原點要素擴張,如某甲駕車發生交通事故,申請保險賠付時故意隱瞞了自己飲酒的事實。此案中某甲的個人身份、車輛信息、保險事故的發生以及損害的數額是真實準確的,只是為了掩蓋業已發生的不利于自己的合同約定事項,而隱瞞了自己飲酒的情況。對這種以規避獲得賠付的行為,屬于擴張了原點少部分要素,應當評價為一般民事欺詐。這里有一個前提,無論是利益的擴張還是要素的擴張,必須沒有超出通常的容忍度,也可以說當事人雙方的權利義務沒有失去大致的對稱性。當然,如何界定這個容忍度,一方面要看客觀的量化,另一方面要靠裁判者存乎一心。

反之,如果原點利益過小或忽略不計,行為人借機無限放大,欺騙利益與原點利益之比明顯過大甚至超過倍數關系,或者過分擴張大部分原點要素,或者行為人借原點衍生其他重大欺騙行為,再結合考察其它客觀表現,則可以判定所謂的原點僅僅是行為人實施詐騙的契機和藉口,這種情況下應當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動機和目的。如某甲承攬一石油企業地下管道30的維修(施工費5萬元),施工過程中謊稱500管道全面報廢,并選擇夜間偽裝施工,騙取材料款和施工費120萬元。在主要事實是虛假的情況下,即使存在少部分真實內容,最終不可能形成真正對稱性的權利義務關系,此種情形,如果對方盡到了審慎義務,應當屬于刑事詐騙。

(三)刑法謙抑和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原則在刑事詐騙認定中的運用

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是一些非典型的刑事詐騙,它們處于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的模糊地帶,是司法實踐長期以來的難題。由于非典型詐騙社會危害的非直觀性和刑事訴訟的高成本性、高風險性,在辦理此類案件時,堅持刑法謙抑性精神和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則顯得尤為重要。

所謂刑法謙抑性,是指可以用民事、商事、經濟或其他行政手段來有效防范和處分的,則無刑事立法之必要。“溫和的法律能使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英國哲學家邊沁可謂刑法奉行謙抑性原則的哲學發端。刑法謙抑性一般體現在立法上。法的價值歸于實現,筆者認為,刑法謙抑性精神也應該運用到司法上,亦即即使行為人已觸犯既定刑事法條,能夠用其他程序解決的,盡量不啟動刑事程序;已經啟動刑事程序的,盡量采用寬緩的刑事政策,如減少拘留、逮捕等強制措施的使用,提高不訴和緩免刑的比率。作為非典型詐騙的受害人仍有尋求民事訴訟救濟的途徑。在許多情況下,刑事程序并不是化解矛盾的最佳路徑。一個和諧的國家,公法應當為私法讓渡更多的邊界,在不損害國家利益和第三人利益的情況下,盡可能遵循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保留當事人自己解決糾紛的空間。比如,對行為人在案發前主動挽回損失、積極退賠,社會危害不大的,不宜作為犯罪處理。關于這一點,兩高在2011年《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已有明確規定,實踐中,司法工作者要更加突出對它的認同和運用。對那些因借貸引發的詐騙案件,即使已達到刑法266條規定的“巨大”數額,如果權利人已選擇了民事起訴,行為人又沒有逃跑或轉移財產,那么偵查機關不宜主動啟動刑事程序,檢察機關也不宜進行立案監督。

所謂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原則,通常是指在證據的采信上,若證據的合法性無法確認,則依法予以排除,不作為定案的根據,以及在事實認定中,若在案證據無法達到排除合理懷疑、形成內心確信的程度,則作出對嫌疑人有利的判斷,即“疑點利益歸于被告”。筆者認為,這一原則也可以延伸到法律適用上,即在法律邊界不明晰的情況下,可將法律適用的疑點利益歸于被告人。比如全國人大關于刑法第三十的解釋的適用問題,在立法解釋與刑法基本原則相沖突的情況下,適用該解釋是否合理?再比如眾所周知的快播案,盡管司法機關做出了有罪判決,但并不意味著這一裁決是科學和服眾的。在行政立法缺位的情況下,如果其一般違法性都無法確認,又如何認定其刑事違法性?假設行政法規未禁止“酒駕”,而刑事操作直接認定“醉駕”(危險駕駛),豈非不教而誅也。在我們目前的法律體系中,行政法規、規章與刑事法律不銜接的問題仍然大量存在,對由此形成的刑行、刑民法律空檔,應當按照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則去把握和處理。

辦理此類案件,秉持謙抑、審慎、善意的理念,可以更好的彰顯司法的平和、理性之光。

三、司法實踐中幾個疑難問題分析

下面筆者運用前文提出的刑事詐騙認定方法,對司法實踐中常見的幾個疑難問題提出解決建議。

(一)動機轉化型詐騙罪的認定

民事欺詐和刑事詐騙并不是截然對立的,在特定情境下會相互轉化,即行為人一開始并沒有非法占有的故意,但可能因客觀情況之變化,逃避履行債務,非法占有對方財物;也可能從刑事詐騙轉化為民事欺詐,即行為人一開始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但后來因主觀或客觀原因,放棄犯罪,積極履行民事義務,對這樣的行為人,只要有積極的履約行為,且達到一定效果,就不應認定為詐騙。此類情況應綜合全案案情并結合社會效果進行認定和評價。

動機轉化型詐騙有一種情況應特別注意,即鏈條中斷式行為的認定,如某甲投資開發一項目,并陸續大量借款,前期市場看好,但由于政府出臺政策限制該類項目,導致項目停頓,資產也被查封和抵押。在沒有任何有效資產、項目也沒有再啟動可能性的情況下,當事人明知將來不可能歸還仍繼續大量借款,此種情形應認定為詐騙。投資企業、房地產開發企業在經營中也頗多此類情況。對此類案件的認定,從方法上應注意兩點:一是按照一般推定規則排除行為人有可預期收益;二是認定犯罪數額時必須確定一個時間節點,即將行為人產生零凈資產的時間,作為計算犯罪數額的時間起點(此類案件一般要有資產評估報告)。例如某房地產企企業在銀行貸款無法續貸的情況下,以已經出售給他人的房屋作為抵押,從社會上大量借入高利貸。不可否認其最初動機是為了解決企業周轉資金,但是隨著所借高利貸數額及高額利息的增加,資產評估顯示從一個時間點起已嚴重資不抵債,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行為人繼續以相同手法從社會上大量借款,其主觀上就是放任了最終無法償還結果的發生,具有了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主觀故意,應當認定為刑事詐騙。

(二)民間借貸型詐騙罪的認定

近年來,民間借貸糾紛非常突出,有相當一部分案件進入了刑事程序。必須注意,不能簡單地將所有帶有欺詐性質、隱瞞掩蓋有關事實,而無法返還借款的行為一概認定為詐騙。對此類案件的認定,除了符合本文第二部分談到的一般推定規則外,還要結合當時的經濟形勢、社會倫理和情感因素來綜合判定,切不可機械套用推定的一般規則。

“拆東墻補西墻”是借貸糾紛中常常發生的現象,即行為人在取得對方財物后,不履行義務,迫于對方追討,又用同樣方式騙取財物,用于抵償前次欠款,以后又用相同手段循環補缺,在事實上形成始終非法占有一定數額他人財物的狀態。這種情況,表面看似乎是在履行民事約定,本質上是行為人被迫采取的事后補救措施。此種情況下,循環借款如果達三次以上,再結合考察個人資產和預期收益情況,若個人資產是負資產,又沒有預期收益,即可推定其主觀上有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

一房多賣或一房多抵也是常見的。如果行為人只是為了解決一時的資金周轉困難,其有真實的經營項目或可靠的預期收益,只是由于客觀方面的原因導致款項無法歸還,則不宜認定刑事詐騙。但如果行為人將同一套房屋同時賣給或抵給數量較多的第三人,所得款項沒有用于生產經營,或者投資巨大風險性項目,則可以認定行為人主觀上對無法還款之結果持明知和放任態度。

當然,對此類案件的最終司法處理要與單純的法理分析區別開來,實踐中要更多的體現本文述及的歉抑性和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則。 

(三)保險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認定中存在的問題

與普通詐騙不同,保險詐騙、信用卡詐騙屬于特別條款。但特別條款并不意味著與普通詐騙有不同的主觀動機,它同樣需要具備普通詐騙的一般犯罪構成。筆者認為,對保險詐騙、信用卡詐騙罪的立法和司法解釋是欠科學嚴謹的,司法實踐當然也就漸行漸遠。

《刑法》第198條第一款第二項將“夸大損失的程度騙取保險金” 規定為保險詐騙罪的客觀行為方式之一。該法條從字面含義上理解,只要行為人存在夸大損失程度的行為,且達到一定數額標準,就一概認定為刑事詐騙。這種一網打盡滿河魚的規定,沒有排除保險賠付案中的民事欺詐行為。在保險賠付案中,當事人借機夸大損失數額的行為是司空見慣的。根據前述特別推定方法,評價這類案件,必須考察雙方發生權利義務關系的原點,行為人以此擴張延伸的欺騙行為,其動機的推定應該以原點利益為參照。如果保險案件的基本事實是真實的,行為人僅僅對自己的權利主張做了一般性擴張,即使騙取了部分保險賠付金,也只能作為不當得利予以返還。如果行為人借機無限放大原點利益,騙取的保險賠付金與實際損失之比明顯過大甚至成倍數關系時,則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動機和目的。

對于信用卡詐騙中的惡意透支行為,也必須具備普通詐騙的一般犯罪構成,亦即必須能夠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觀動機,不可機械套用2009年兩高《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的條件。偵查機關往往認為,只要“經過銀行兩次催收、超過三個月未歸還”,就應當認定為惡意透支。應當注意,“經過兩次催收、超過三個月未還”僅僅是推定其非法占有動機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因此,應當同時結合一般推定規則考察當事人的資產和經營狀況及有無預期收益等情況。另外,對催收有效性的證明也不能僅憑銀行單方提供的催收記錄來簡單認定,必須考查催收方式的合理性,以及行為人在催收時間段內的工作和生活狀態。司法實踐中,簡單套用該解釋的現象比較突出,這當然不排除辦案者受有關行業驅動等非正常因素的影響。另外,對信用卡欺詐是否有刑事立法之必要,也是值得商榷的。金融機構作為普通民事主體,為自身經濟利益發行信用卡,意味著要同時承擔相應的風險。立法者不能為了單純保護金融機構利益,而隨意擴大法定犯的范圍。從本質上講,信用卡惡意透支僅僅是當事人的失信行為。對這種透支行為,尤其是在信息技術和互聯網如此發達的今天,銀行自身有義務也有能力進行有效控制。刑法的謙抑性在這一問題上似乎沒有得到應有體現,它和保險詐騙罪一樣,也難免讓人產生行業綁架立法之猜想。

四、結語

正確區分民事欺詐和刑事詐騙,做到準確定性,既不放縱犯罪,又不枉入人罪,這是對司法工作者的較高歷練。它需要我們有廣博的知識、豐富的社會經驗、科學的執法理念和良好的職業道德。法網細密,終究有漏。彌補這一切的是司法者的操守,而操守就是我們的理性、道德和良心。

(作者單位:濰坊市人民檢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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